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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出土蒸馏器与西汉贵族服食丹药的民俗

海昏侯墓出土蒸馏器与西汉贵族服食丹药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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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一门异常质实的科学,至少单纯就考古挖掘自己而言确实是这样。

我讲这话,是针对中国学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现真相形:有把历史学研究看成艺术的,有把历史学研究看成宗教的,另有把历史学研究看成梦游的,奇新鲜怪,像在马戏团里演杂耍似的,多搞笑的样子都有。这样写出来的所谓“研究功效”,用我先生黄永年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大便纸——多几个字儿”。什么意思?是说这种“研究功效”什么用都没有,拿去擦屁股还多了几个字儿,不宜。

不外提到对考古发现的研究,情形就对照庞大了。不外我也不把这个看作是考古学家份内的事儿,只管算个啥一时我也说不清晰。

在我看来,学人们对考古发现的注释,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一是背离考古学的科学性,非要把一些早期遗址遗物同古史传说挂钩,试图用科学的考古发现去证实子虚乌有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什么黄帝,什么炎帝,什么神尧圣禹,似乎不把这些家伙从地底下挖出来,甚至挖出个活人来,严谨的考古挖掘事情就失去了意义。

二是总想用新的考古发现去推翻以传世文献为主形成的既有熟悉。

大致从殷商时期最先,中国的历史就有了对照系统的文献纪录,随后愈加厚实,愈加完善。这样的纪录,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信史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也决议了这样载录的史事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干。

在这一条件下,所有的历史熟悉,包罗对进入这一时期以后所有考古发现的阐释,都要以传世文献的系统和主干为基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除了一些极个体的事例之外,考古发现(包罗新出土的古文献)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它会让我们的熟悉更厚实也更详细,更准确也更清晰,但其主体内容通常不会有基个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能够从基本上推翻古史载记的考古发现只是极个体的,研究者要是日思夜想这档子事儿,很容易走火入魔得出荒唐的“看法”。

即以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来说,其墓园形态和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文献,确实对我们熟悉刘贺其人、熟悉西汉社会,提供了许多主要的实物数据。

譬如其中一项主要孝顺,就是通过海昏侯墓园的结构印证了西汉长安城的平面结构系出自那时的通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而这一点对熟悉中国古代首都平面结构形态的演变,具有极其主要的意义(别详拙稿《海昏侯墓园与西安长安城平面结构形态》,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但传世文献对此原本有响应的纪录,并没有因此推翻什么传世文献的纪录和既有的认知。

在我看来,完整的墓园结构,应该是海昏侯墓诸多考古发现中历史研究价值最大的内容了,情形也不外云云而已,其他那些等而下之的遗迹和遗物也就更不用说了。

在海昏侯刘贺墓室出土的大量文物当中,有一件铜制蒸馏器(或称蒸馏皿)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当这件铜蒸馏器宣布于世之初,就颇有一些人将其解读为用于蒸馏白酒的用具。到厥后,我们竟然可以看到像这样危言耸听的文稿在网络上撒播——《推翻了西方历史的文物,在海昏侯墓出土了,蒸馏手艺果真源于中国》。既没有任何学术性的论证,又显著怀揣着一个衷心憧憬的效果,未免令人愕然。

海昏侯墓出土铜蒸馏器

这是由于稍微具备一点酒类饮料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人时下热衷的白酒,也就是所谓“烧酒”,并不是什么中原之国特有的独家制造,而是众多蒸馏酒中的一个通俗的品种。“烧酒”的“烧”,意思就是用火高温蒸馏。稀奇是倘使追寻蒸馏酒制作方式的起源,便会看到,它与所谓中原之地毫无关系,乃是元代从中亚区域传入的一项“崭新”的手艺。

对此,传世文献中原本有着清清晰楚、显著白白的纪录。从中亚传入的这种蒸馏白酒,其汉语音译为“阿剌吉”、“哈剌基”等,还清晰带着其原初产地的烙印。这可以说是一项绝对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由于在此之前,在中国传世文献当中,从未见到过哪怕一丝一毫华人饮用蒸馏酒的纪录。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在遥远的西汉时期就有了蒸馏白酒的手艺呢?这着实是一件不能思议的事情。这就像关于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有些所谓专家硬说东汉时期就已经应用了这项手艺,可我们在汉魏之间的史籍怎么能看不到一丁点儿雕版印书的迹象?这样的看法固然不能确立。

明正德刻本叶子奇撰《草木子》


元刻本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

若是进一步深入追究,稍知酒类饮料生长的历史,或是喜欢喝酒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考究的人,那么就更应该知道,根据制作手艺来划分,酒类饮料大致可以分为发酵酒和蒸馏酒两大种别。发酵酒的制作手艺很容易获得,天下各地的先民也都很早就接纳发酵的方式酿酒,但其酒液的酒精含量较低,通常最高只有十几度。蒸馏酒的酒精含量较高,然而必须经由蒸馏提纯的工序。这一手艺和所需要的装备较为庞大,人类对它的熟悉和掌握履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中国“自古以来”真的就没有,只能依赖从域外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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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毋须征诸酒神酒仙,通常酒鬼都明白,高度蒸馏白酒这玩儿意,远比低度发酵酒过瘾,酒鬼们一旦喝上了它,大多就无法割舍,因而其制作手艺也就再不会失传——酒鬼们喝了上顿还想下顿,他要一直地喝,就会有人一直地做。要是西汉时期就有了蒸馏白酒的制作手艺,它怎么会失传千年之久,到元朝再从域外重新获取呢?

上海博物馆藏东汉铜蒸馏器

类似的器物,已往就有过发现。例如,上海博物馆就珍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所谓“青铜蒸馏器”,也有人将其认作供蒸馏白酒之用,而且还很认真地做过试验,可效果并不乐成。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孙机先生认真研究之后,已经断然否认了其用于蒸馏白酒的可能(孙机《中国之谷物酒与蒸馏酒的起源》,见作者文集《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2008年,西安考古事情者在当地张家堡挖掘出土了王莽时期的铜蒸馏器,组织更显庞大,也更显小巧,但这也让我们更有理由认定这种铜制蒸馏器绝不会用于蒸馏白酒;稀奇是谁人同宣德炉略有几分相像的内鍑,足以指导我们去领会它的真适用途。

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出土铜蒸馏器

其着实互联网上随便一搜,就可以看到,研究中国古代酒和饮食的专家王赛时先生有一篇题作《中国蒸馏器不是酿酒业的专利》的文章,专门论述过这种蒸馏器的功用。根据王赛时先生的看法,这种蒸馏器是战国以来炼丹术士从丹砂(朱砂)中提取水银、也就是汞的用具。张家堡新莽墓出土的谁人汞蒸馏器中内置的同宣德炉略有几分相似的铜鍑,显然更便于置放质料朱砂。

那么,他们提取水银干什么呢?固然是为配制永生不老的丹药。

只有充实尊重传世文献的纪录,基于传世文献提供的基干来心平气和地看待各项考古新发现,我们才气更好地剖析出土的文物和文献。

譬如刘贺墓出土的《齐论·知道》残简,论者多以为是一项异常主要的新发现,可以增补久已佚失的《论语》逸文。但传世文献清晰纪录,《知道》篇的失传,是缘于古代最高级大儒审慎的镌汰,而不是出自无意的散失。镌汰它,固然是由于这篇《齐论》存在严重的问题,殊不足以传世(别详拙稿《海昏侯刘贺的墓室里为什么会有〈齐论·知道〉以及这一《齐论》写本的文献学价值》,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掉臂这一条件而放肆张扬《齐论·知道》残简的价值,不是不学无知,就是下游无耻。

回到海昏侯墓出土的铜蒸馏器上来,在准确认定其汞蒸馏器的性子之后,我们便可以从中剖析出一些主要的历史讯息,而不是只有“推翻”了蒸馏酒的历史它才对历史研究有用。

首先,作为海昏侯刘贺的陪葬品,这件汞蒸馏器告诉我们,刘贺生前是在家中炼丹并服食丹药的。

与墓中发现的其他一些工具相对照,我们才气更好地熟悉这一发现的主要性。譬如海昏侯墓出土有一批包罗《诗经》、《论语》等在内的儒家经典,许多人便以为刘贺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后生,《汉书》本传所记种种荒唐行径都是霍光黑他的话。实在海昏侯墓中发现的儒家经典,只是显示出在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儒家经典已经成为皇室贵族子弟的必备书籍。然而家里有书是一回事儿,读不念书以及是不是能把书读到心里去则是另一回事儿。然而那件汞蒸馏器却不会是这样。由于并没人要求他永生久视永存人世,家里摆放着这家什,而且还专程把它陪葬到墓穴之中,这清晰无误地解释刘贺是在炼取丹药以求永生——这固然是他自己迫切想做而且也一直在做的事儿。

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儒家经典,另有房中秘笈。检读《汉书·艺文志》,可见其篇末方技略下最后两家,先为房中,神僊殿后。海昏侯墓出土的房中术书籍和炼丹的汞蒸馏器,正同这两类方技响应。而两相并观,则清晰显示出这是西汉社会的一种普遍民俗。固然不管是帷薄秘戏,照样鼎炉姹女,这都不是寻常国民受用得起的,现实鼓捣这套名堂的肯定首先是皇家贵胄。

不管是论权力,照样论财力,实力最强、最有能力搞这一套的人,固然是真龙天子大天子。在汉朝列位天子中,为成仙升天而最能变着法子折腾的当首推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为求仙成神,接纳的阴阳数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在这当中自然包罗服食仙方妙药。《史记·封禅书》称“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仙人矣”,又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已往我在《海昏侯刘贺》一书中述及此事,尝引述现代学者劳干的推测,乃谓“这种丹药的质料,无论哪一种方子,都离不开铅和汞”(劳干《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见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若谓服食之汞,自然需使用汞蒸馏器来以丹砂提炼。刘贺上去武帝时期不远,故汉武帝为获取汞来制作丹药,很可能接纳同样的汞蒸馏器来制汞。《史记·封禅书》虽然没有纪录汉武帝以丹砂炼汞的情形,但术士李少君曾向汉武帝讲述过“丹砂可化为黄金”的事情,汉武帝亦从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这样的行为,或许也会涉及丹砂炼汞之事。借助这件汞蒸馏器来窥知汉武帝服食仙药的详细情形,这不管是对汉武帝的研究,照样对西汉历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也是比海昏侯刘贺的研究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汉武帝服食丹药,非但未能飞升成仙,反而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戕害。身体是他自己的,他愿意怎么折腾只管怎么折腾,折腾死了,天下万民还会暗自喜庆,可药物中毒还导致他性情浮躁,喜怒无常,且猜疑多疑,对谁也不信托,这就给他政治统治带来了诸多穷苦,也给臣民造成很大祸殃。

回到海昏侯刘贺身上,我们看刘贺“清狂不惠”的品性(《汉书·武五子传》),这或许本是天生而然,但丹药的毒性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毒性自然会逐渐增重,因而他那种种离奇的举止,稀奇是被驱离皇宫回到昌邑祖国以及远封海昏之后的那些怪僻行为,也许同他服食丹药多若干少有些关系。

金平水张氏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至于刘贺在被霍光遣回昌邑国故宫之后身体“疾痿,行步未便”的情形,这是不是同他服食丹药有关,是一个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宋初《开宝复位本草》之医工学士述及水银的药性时有如下论说:

(唐)陈藏器《本草》云:水银,本功外,利水道,去热毒。入耳能食脑至尽,入肉令百节挛缩,到阴绝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

看这水银“入肉令百节挛缩”的形貌,刘贺到底是丹药中毒造成的痿病,照样此前我推测的类风湿病(拙文《海昏侯刘贺得的是什么病?》,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现在还真欠好说。

2021年8月14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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